韩春雨。摄影|董洁旭
一个从没有海外留学背景的副教授,偏安河北科技大学,却一鸣惊人地发表了一项“诺贝尔级”的实验成果,而他自己也因此成为了“网红”科学家。
“河北科技大学、一个副教授、连续十年没有发过文章了,以前就算有点战绩,也就那样了。说要把文章发到通常只向哈佛、耶鲁、北大、清华、浙大敞开大门的顶端学术平台,没人信啊,就高峰傻,傻了就信了。”韩春雨对《中国新闻周刊》自嘲地说。
此时,他正在河北科技大学分子药物学研究室里,多家媒体在排着队等待采访这个新晋的“网红科学家”。他的学生高峰,也是他的重要合作者,坐在旁边,师徒二人都被这段“伤心史”逗乐了。
因为近期发表的一篇研究论文,韩春雨从一个学术圈的“泛泛之辈”一跃成为“诺贝尔奖级别的科学家”。这打破了他早已习惯的平静生活,但毕竟是一项让他欣慰的成绩。
他的行程已经排到了6月底,中日韩三国基因大会向他发出邀约,而在此之前,他几乎从未参加过任何前沿的学术活动,事实上,他也从未受到过此类活动的邀约。现在,韩春雨不得不暂时告别他十多年以来一成不变的“泡在实验室里的安静生活”。
“一下子成网红了,这个我完全没有准备好”
5月2日,韩春雨作为通讯作者在国际顶级期刊《自然·生物技术》(Nature Biotechnology)杂志上发表了一篇研究成果。他的团队发明了一种新的基因编辑技术——NgAgo-gDNA,向已有的最时兴技术CRISPR-Cas9发起了挑战。CRISPR-Cas9被认为是第三代基因编辑技术,近些年来一直是诺贝尔奖的热门。而韩春雨团队的发现,在一些人看来,可以堪称是“第四代”技术。
“如果说此前的技术是一个菜市场,我们就是发现了另一个菜市场,丰富了人们的选择,而这个菜市场究竟好不好有待全世界的科学家去验证,当然我也会进一步探究。”对于这项新技术将会替代原有技术而成为最实用技术的粗暴说法,韩春雨团队目前比较谨慎。
5月2日,文章在线发表,几个小时之后,学术圈朋友的祝贺电话陆续打来了。很快,韩春雨和他的新发现出现在了大洋彼岸MIT(麻省理工学院)的BBS讨论区里。
韩春雨泡在实验室的安静日子一下子被打破了。
邮件每天翻倍增加,第一天收到十几封邮件,第三天就上百封了,这些从美国、瑞典、法国、韩国等世界各地蜂拥而至的邮件,有谈学术的,也有谈合作的,其中夹杂着一些向他抛出橄榄枝的研究机构。这些天,他接电话接到耳朵疼,这其中有亲自打给他谈实验室谈合作的院士,不少人都是他仰视的行业前辈。
“刚发表后的前五天,找来的都是行业内的顶尖高手,都是值得敬佩的人。”同行纷纷前来索要实验样本,韩春雨非常愿意分享,只是实验室人手有限,他实在回复不过来。
在学术圈收获这样的反响,倒是完全在韩春雨的预料之中。
2014年前,有很多科学家在质疑Ago家族(韩春雨团队所发现的新基因编辑技术)是否能作为基因编辑工作研究,韩春雨当时就断定,他如今这篇文章的发表会刺激很多具备科学敏感的科学家。
而在此之前,他曾有过两次失败的跟风。他很早就开始关注基因编辑这一前沿科学领域。CRISPR-Cas9技术出现后,韩春雨也备受鼓舞,他的团队曾使用这一技术变异了一些植物,当他们准备把这一过程梳理成型时,国外顶级学术杂志连续推出了两篇同类文章。韩春雨不得不改变计划,接下来,他的团队试图通过设计对该技术进行改进,随后,他们的研究想法又被别人抢先发表。
经历过这两次失败后,韩春雨发现他们的研究速度难以赶超别人。他决定不再跟风,要做原创,这也更符合他作为科学家的身份认同。2014年初的两篇文献,促使韩春雨把这一想法转化成行动,他开始着手研究这项新发表的技术。
这期间,屡战屡败,但学生高峰一直和导师韩春雨并肩作战。高峰毕业于河北科技大学三本,后考取了韩春雨的研究生。2014年研究生毕业后,高峰没有找工作,而是选择继续留在韩春雨的实验室。实验室楼上空出来一个小屋,他就在那里打个地铺,这两年一直住在那。
事实上,一开始韩春雨并没“看上”高峰,“我让他滚,他没滚,嗯,这孩子挺执着的。”韩春雨对《中国新闻周刊》开玩笑地说。实验室里有张脱了漆的旧桌子,上面摆着一套茶具,韩春雨和高峰坐下来,韩用熟练的姿势泡好茶,师徒二人喝着茶,互相打趣。这是韩春雨最喜欢的状态,他们经常会拿着写满实验记录的厚本子,一起探讨,偶尔也聊一些“少儿不宜”的话题,“像大学男生宿舍一样。”高峰这样对《中国新闻周刊》形容。看得出来,他们师徒二人不只是死板的上下级关系,在这个于科学世界登顶的过程中,他们变得很亲密。
发现、设想、再用实验证明自己此前的设想,这是韩春雨在实验室的日常。而猜测成真所带来的兴奋则是他最大的乐趣和成就感。这次不同,他欢喜之余,也生了一些烦恼。
“科学家关注是我预料之中的,但火到了圈外,一下子成了网红,这个我完全没有准备好。”面对接连不断的媒体采访邀约,他自己实在应对不过来。
韩春雨如今是河北科技大学的名人,除了师生,食堂打扫卫生的阿姨和学校的门卫师傅都知道了,“韩春雨老师做了一件了不起的事情。”他们这样判断。
“他真的能获得诺贝尔奖吗?那样的话,就太伟大了。”门卫师傅,一边在手机里浏览着韩春雨的新闻报道,一边好奇地发问。
5月13日,论文发表十天之后,下午四点,韩春雨准时出现在实验室。电视台、广播、平面媒体的记者,以及前来围观的学生,挤满了他的实验室。
韩春雨个头不高,偏瘦,一身运动装,深灰色的套头衫,深蓝色李宁牌运动裤,留着圆寸头,手上戴着电子表。说起话来,清晰缓慢。
摄影师希望他穿上白大褂,演示做实验,“这样不好。”用他的话说,“一开始,我是拒绝的。”沟通之后,他还是欣然配合,决定扮演一次真实的自己。
“韩老师,其实,你可以当一个演员的。”摄影师对他的表现相当满意。“其实,我是一个科学家。”他一脸严肃,说完后又调皮地笑了,在场的人也都被他逗乐了。
42岁的韩春雨,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要年轻。
韩春雨在实验室内。摄影|本刊记者董洁旭
“我胆儿小,只选择在科学上探险”
韩春雨的实验室在河北科技大学的中校区,这里是老校区,学校不大,从南门到北门,步行只需不到五分钟。大部分学生都在新校区,这里显得非常安静。食堂门口,校园歌手大赛在招募选手,吆喝声不断,前来咨询的学生寥寥无几。
“河北省药用分子化学实验室”就在食堂对面,韩春雨的实验室就在这栋楼里。三楼和四楼各有一个,规模在整栋楼里是最大的。
韩春雨是中国协和医科大学的博士生,期间发表过一篇非常不错的论文,2006年进入河北科技大学,属于引进人才,学校一开始就给了这个“青年才俊”25万元的学科建设经费。不久之后,他又申请了17万元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加上后来15万元的青年基金以及他通过参与重大专项获得的资金,他开始发起这项新的基因编辑技术研究时,并不缺钱。
但后来的花费超出了他的预期,目前,他还欠下了30多万元。如果当下没有取得这项研究成果,这笔钱他打算用自己的存款先补上。“这些钱我还欠得起。不在乎结果,也要量入为出,我不赞成弄到最后什么都没有了。”他很实在地说。
“我从来不做冒险的事情,我胆儿小。我开始研究这个课题可能是具有偶然性,但之后取得这个成绩是必然的,我向来都是‘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近两个小时的采访中,出自《论语》中的这句话,韩春雨提到过不下三次。他说自己从这句话中吸收了太多营养。
如果文章发不了,他也做好了退一步的打算,上报学校,申请基金,也足够补上资金缺口。如今,文章顺利发表,而且是首发,这是他所有预期中最好的结果。
“其实比起很多我以往交流过的青年才俊,我不是那么刻苦。我只不过是想得特别仔细,考虑好了才去做。”韩春雨向《中国新闻周刊》坦言,“思考也是勤奋的一部分啊,人最大的懒惰是思想懒惰。” 他补充说。
韩春雨也一直在为自己选择和争取最佳的科研环境。
2006年开始在河北科技大学任教,至今十年,期间他只作为通讯作者发表过两篇中文论文,河北科技大学几乎从未给过他诸如发表论文篇数以及评职称的压力,这才让他有条件泡在实验室专注实验本身。就像当初选择来这里一样,未来他还会继续留在这里。“这里就是我的‘MIT’(麻省理工学院)。”外界把它的实验室称之为“小作坊”,他觉得,能做出事情来,就挺好。
“你是穿阿迪达斯或者耐克,还是穿其他的——当然再高级的咱不知道了——还是穿解放鞋,走路都是一样的,只不过我穿的是解放鞋。”在韩春雨看来,穿解放鞋并不等同于艰苦。
没有海外留学背景,却做出了世界一流的原创技术。这一点,让很多人对韩春雨又佩服又好奇。
韩春雨曾在中国协和医科大学攻读博士,师从强伯勤院士和袁建刚教授,接触到当时如火如荼的人类基因组计划,这是当时世界科研的最前沿。
初到协和,韩春雨遇到了石家庄老乡、院士沈岩,聊天中他得知,沈当年上山下乡回来后,分配到协和技术所,开始只是一名普通的工人,十五年后,成了院士。这给了韩春雨莫大的鼓舞,由此他也认定了一个道理,科学家一定是边实践边思考,要在实验室做实验。“一个不爱做实验的人,不可能是科学家。”
“如果没有那几年的培养,我绝不可能做一名科学家。”韩春雨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那个时候他开始学习如何从文献中吸取智慧。“我发现,跟优秀的人学习,不一定要去他们身边,看他们的著述就可以了。我看文献是一个更高的层面,学人家的聪明,人家是怎么干成这一件事的。”
2003年韩春雨博士毕业后,没有立即另谋高就,而是选择留在协和实验室继续做研究,两年后韩春雨作为第一作者将其研究成果发表在了《核酸研究》上,这篇文章算得上韩春雨第一次在学术圈交出的优秀作品。也正是凭借这篇文章,韩春雨在2006年作为先进人才被河北科技大学引进。
韩春雨也因此结交了一个优秀同行沈啸,沈啸是这篇文章的合作者,也是韩春雨在协和的师弟。2014年秋天,韩春雨跟沈啸介绍了他正在做的这项新基因编辑技术研究,沈啸全力支持并随即加入韩春雨团队。
沈啸当年博士毕业后赴美攻读博士后,协和的大部分博士毕业生也都像他一样选择海外深造。跟他们相比,韩春雨去河北科技大学任教的去向,当时看来,似乎不那么“前程似锦”。当时韩春雨也想过出国,后因家庭原因,他回到石家庄。“我并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好,也不觉得我比他们发展差了,我从来没有这么想过。”
家里人也从未干涉过他的任何一次选择,韩春雨至今还是一个无房户,一家三口住在学校提供的58平方米的房子里,骑自行车五分钟就能到实验室。2008年的时候,他买了一台富康车。有房住,有车开,有泡在实验室的时间和自由,这样的生活,韩春雨觉得就挺好。
“如果说梦想,就是了解更多未知的世界。我这人胆比较小,真要去自然界探险的话,我有点怕,所以选择在科学上探险。”
“其实我是一个科学家”
小的时候,韩春雨就喜欢“折腾”,他经常会把自行车和钟表拆掉再组装。喜欢去煤堆里找化石,有时候一天都在煤堆里玩耍。高中时,看《侏罗纪公园》,科学家用蚊子的血液,提取出恐龙的基因信息,借此培育和繁殖恐龙。他第一次感受到科学的力量,“这是一件非常酷的事情啊!”
他和几个同学组织了一个走廊沙龙,经常讨论诸如宇宙等高深的东西,总是闹哄哄,遭到了班主任的“嫌弃”,他们只能转战厕所,走廊沙龙改名厕所沙龙。那会他并不理解科学,只是对生命充满兴趣。但实际上他的生物成绩并不够优秀,父母给他找了辅导老师。老师给他出过一道题,韩春雨向《中国新闻周刊》回忆起这道题,脱口而出。
“大肠杆菌每八分钟就能翻一倍的数量,但后来发现它的DNA 完全复制一次需要24分钟。你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几分钟后,他在纸上画了一个图,解释他的答案。受到了老师极高的称赞,这让当时的韩春雨觉得自己可能真有这方面的天赋。考大学的时候,他便选择了生物系,后来他以超出本科线2分的成绩,带着点惊险,考上了河北师范大学。
大学期间,他也不怎么安分,有时候听课实在听得无聊,就从窗户跳出去,看电影,或者逛鸟市。考试前,先找书,然后一边考试一边理解书中的内容。如今,韩春雨自己当了老师,给大四的学生带生物信息课,他选择让课堂充满趣味。
“我上课就跟咱们现在聊天一样,聊得挺高兴的。我其实不是那么努力去备课,我觉得也用不着去备课,那些东西在我脑子里,我以前做的所有事情都是准备。我希望学生们听到聪明人是怎么想的。”韩春雨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韩春雨实验室的另一位研究生姜峰,也参与了本次的新技术。大学本科期间,韩春雨来他所在学院开了一次讲座,他听了之后,被韩春雨吸引了。“他的想法天马行空,看问题十分透彻,特别有才的样子。”姜峰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感觉韩春雨和其他的老师完全不一样,不是具体哪一点不一样,是全部不一样。
但大多数学生们似乎不怎么追捧这样的老师,韩春雨上课从来不点名,最少的一次,全班就两个人。人多的时候,通常是他谈古琴的时候。一般情况下,考试的时候人才会到齐,韩老师通常会把自我介绍环节推迟到这个时候。“蛮大胆的。”一位上过韩老师课的学生这样评价。
学生们都挺喜欢这样一个幽默、有趣、感觉特别有才的老师。可报考他的研究生却也不是很多,因为大家都知道,做韩老师的学生,必须要发自内心热爱科学,这一点若不具备,肯定没戏。
韩春雨每年带五到六个研究生,能安心跟他做实验的往往只有一两个。姜峰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除了吃饭睡觉,他几乎都在实验室,韩老师每天至少会来两到三次,他即将研究生毕业,却丝毫没有毕业生的迷茫和烦恼,他甚至没想过毕业后要做什么,“现在就想着把老师的本事多学点,把手头的事情做好就行了。”
韩春雨是周星驰的影迷,周星驰的电影他几乎一部不落。但2016年春节《美人鱼》上映至今,韩春雨一直忙于研究这项新的基因编辑技术,至今没来得及看。他从周星驰的电影中看到了不少人生智慧。 “其实我是一个演员。”《喜剧之王》里的这句经典台词,韩春雨极有共鸣。
“就是你的内心一定要是一个什么,比如我的内心,即使没有发这篇文章,即使大家不知道有韩春雨这个人,我的自我认同一直是科学家,而不是科学工作者。”做研究,他要冲着诺奖的水平去,而至于诺奖本身,他也想过,但也就那么一想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