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单位集结收藏再成一次“傅山进京”

　　一生扬名山西的傅山，有过两次进京经历——一次在崇祯九年（1636年）上书为袁继咸鸣冤；第二次进京则是近半个世纪之后的康熙十七年（1678年）康熙帝强召傅山进京考试。而今，他第三次“来”到北京——他的书法、绘画、医书、诗词作品集结于11月2日至12月21日的北京画院美术馆——由北京画院联合山西博物院、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天津博物馆、广州艺术博物院共同举办的“我来添尔一峰青——傅山书画精品展”，将山西博物院收藏的《户外一峰图》《霜红余韵》册页、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汴堤春色图》、上海博物馆收藏的《奉祝硕公曹先生六十岁序》十二条屏、天津博物馆收藏的傅山傅眉《山水合册》、广州艺术博物院收藏的草书《李商隐赠庾十二朱版诗》等60余套作品汇聚一堂，亦将傅山的综合成就、精神内涵和治学修养的文化传承全面展现给京城观众，可谓第三次“傅山进京”。

　　展览分为“学问之妙莫过深”“心懒手闲治迂事”“一丘一壑画家禅”“从来老笔不降钱”4个板块，不仅选取了傅山具有代表性、体现交往应酬的连绵大草书法作品，还特别关注其精到细致、体现治学成就的正楷书法作品，以及其奇趣盎然的绘画作品。所以，第三次“进京”的傅山不讲《傅山拳法》的武功了得，不讲《傅青主男科》《傅青主女科》、给人看病“贵贱一视之”的悬壶济世，不讲他是“朱衣道人”却精于佛学造诣，更不讲名满天下、文武双全的他如何在梁羽生的小说里“七剑下天山”——这里只说说他的书法。

　　谈及他的书法，还得从他两次进京说起。崇祯九年，傅山率领100多名山西学子联名上疏，步行500公里赴京，为山西提学佥事袁继咸鸣冤。经过长达七八个月的斗争，方使袁继咸冤案得以昭雪，官复武昌道。这次斗争的胜利惊动朝野，《清史稿》载“山以此名闻一下”。袁案结束后，傅山无意官场仕途，返回太原，自辟书斋，悉心博极群书。自1643年起，中国开始陷入近半个世纪的战乱变革，清军入关建都北京，明朝灭亡。傅山写下“哭国书难著，依亲命苟逃”的悲痛诗句，并积极参与各种反清复明的抵抗运动；后因参与反清举义活动被捕下狱，还曾在牢中绝食以示反清决心。经门生营救后，傅山虽得释出狱，但复明无望的现状使其十分伤心绝望，返回太原隐居。

　　康熙十七年（1678年），为了笼络人心，泯除亡明遗老们的反清意识，稳固清政府统治，康熙帝令三品以上官员推荐“学行兼优、文词卓越之人”，强召傅山进京参加“博学鸿词科”考试。傅山多次称老病拒绝入仕清廷。康熙后授其为内阁中书，傅山却仍自称为民，拒不接受官职，表现出他尚志高风、介然如石的气节和忠于旧朝的铮铮铁骨。

　　尚志高风铮铮铁骨

　　国变之后，据学者白谦慎考证，他开始回归傅氏家族世代尊奉的书家典范——颜真卿。白谦慎介绍，唐代书法家颜真卿在平定叛乱中为国捐躯，被后世视为忠臣的象征。傅山的这一转变遵循着中国书学中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书，心画也。”人品的高下决定着书品的高下，正如傅山在诗中提到的唐代书法家柳公权的名言：“用笔在心，心正则笔正。”同时，作为明遗民的傅山选择颜真卿的书法作为典范，固然和他尊崇颜真卿的忠臣操守有关，但这并不是唯一的原因——颜真卿书风还有一些形式上的特质吸引着傅山——对傅山而言，颜真卿的书法是连接帖学传统和这一传统之外的书法资源的桥梁。

　　白谦慎在《傅山的世界——十七世纪书法的嬗变》一书中说，晚明书法家虽然继续尊崇古代大师的成就，但他们不再把古代大师视为必须以敬畏之心来对待的偶像，也不必亦步亦趋地追随。尽管临摹古代大师作品依然是学习书法的门径，但是晚明书法家也在对古代大师的“戏拟”中寻求愉悦——古代经典的绝对权威和约束力衰微了。经典权威的式微造成书法家开始在更大程度上偏离自古以来为书家所信奉的经典，他们不甘被动地接受伟大而且深厚的传统，而是更为积极地从事创造性的诠释；同时，书法家的创作不再拘泥于经典，还可能对以“二王”为中心的名家谱系以外的书法资源予以关注。

　　用笔在心心正则笔正

　　清初是一个遗民们自觉地把史学作为意识形态武器的时代，这个时代的书法艺术也会折射出政治的色彩。在社会时代与书法创作的大势所趋下，傅山反复呼吁书法家们重新认识古体字向今体字转变对书法的影响，追本溯源，以篆隶为本来实现书法的创新。他还将这一理论付诸具体的书法实践，并汇合当时其他学者的论述，逐渐形成“四宁四毋”等深入人心的美学潮流。颜真卿给予傅山的“滋养”，更有书画创作中“支离”的特质。傅山不仅把《大唐中兴颂》与《颜氏家庙碑》中的“支离”当做一种高层次的审美理想，而且还付诸实践——在书法中，字的笔画彼此脱节，结构严重变形，甚至解体，字与字互相堆砌，字的大小对比悬殊，或者打破行间的界限；山水的狂放、粗野，呈现出傅山在书法中所追求的特质：支离和丑拙。

　　傅山、傅眉是父子，是师徒，是畏友，亦是同道

　　傅山不仅是书法家、画家、思想家、医生……甚至他还是个旅行家。酷爱旅行的他曾自谓“横尸于大林丘山间”，常与儿子共挽一车，逆旅中篝火读书，成诵乃行。这个“旅伴”傅眉在5岁时母亲去世后，就跟随傅山“出生入死”——顺治十一年，傅山因反清被捕入狱，傅眉义无反顾地投赴监狱，陪伴父亲；出狱后的傅山壮游大江南北，联络反清志士，结交遗民学者，一路上是傅眉牵挽驴车，服侍左右；康熙十八年，傅山被强迫抬进北京，是傅眉不离左右，保护着父亲拒绝应诏的凛凛大义……从某种意义上，傅山、傅眉不仅是父子，还是术业授受的师徒，是砥砺学术的畏友，是相与长进的同道，是心魂相依的支柱。因而，1644年——这一年发生好多事——57岁的傅眉去世，78岁的傅山悲恸之情自难以形容，他挥毫写下一组哭祭爱子的诗篇——传世书法巨作《哭子诗》。

　　现保存于山西博物院的《哭子诗》册为纸本装订，共计21开，全诗共分14首，分别为《哭忠》《哭孝》《哭才》《哭志》《哭力干》《哭文章》《哭赋》《哭诗》《哭书》《哭字》《哭画》及《无题》三首，整件作品书体变化不一，或真，或行，或草，“父哭子常事，奈兹八十身”“吾行八十矣，哭泣早晚休。老骨本恃尔，尔乃不及收”等语句用笔狂放洒脱，几乎难以控制，作品中，常有大段的涂改和墨污，有的地方甚至整行整段地被作者涂黑，可见傅山当时的心境悲痛至极，几近癫狂，丧子的剧痛让一代大师难以自制，情绪在笔端喷薄、爆发开来。这是傅山最后的一组诗篇；4个月后，一代学者、诗人、书宗、名医傅山亦与世长辞。

　　傅山是一位乐于向古人和当代人挑战的书家，他曾宣称：“莫说看今人不上眼，即看古人，上得眼者有几个？”通过比晚明书家更为剧烈的变形，更为繁复的盘绕，更为恣肆的用笔，不管究竟是来自内心的冲动还是外界的刺激，或是两者兼而有之，傅山把17世纪张扬的草书运动推向最激进的极端。在中国书画史乃至整个中国历史中，明末清初都算得上是一个特殊的时代。在这一改朝换代的纷纷乱世中，大师频现，巨匠辈出。在这一历史洪流中，傅山不仅没有被淹没，反而形成了独树一帜的个人面貌。“来历行事奇”的傅山修养全面，书法、绘画、医学、子学、史学、文学等兼善而多能。他在反清无望后隐居不仕，避世山中，精研学问，对子学、史学皆有深刻体察。正是这种治学修养，使得傅山笔下的诗文书画得到滋润，亦促使其形成率真朴拙、驳杂奇趣的艺术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