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拍版电影《捉迷藏》海报
看完刚刚上映的国产惊悚片《捉迷藏》后很惊诧，一部以娱乐大众为诉求的类型电影，在人物设计和情节走向处理上，却背离大众，失度了——片中几乎所有生活在贫民区（代表社会贫苦下层）的主人公，都或多或少被作为恶的化身，且不得善终。而由帅气男明星霍建华饰演、生活在高档小区（代表社会富有阶层）的男主人公张家伟一家，则全身而退，远走他乡。这样的设定意味着：这部惊悚片将社会训诫的矛头直接指向“贫穷”，其传播的副作用在于，对观众的潜意识产生“贫穷是罪恶之源”的误导。
类型电影的重要价值，并非简单的娱乐，而是在娱乐中想象性地解决社会问题。《捉迷藏》翻拍自韩国“80后”导演许政编导的同名电影处女作。该片于2013年在韩国公映，尽管影片在叙事上存在多处明显漏洞，但因其敏锐地抓住了韩国社会贫富分化、中产阶级缺乏安全感的普遍社会心理，在惊悚片叙事原创性方面有突破性拓展；加之，影片在电影制作方面调动多种手段、不遗余力地营造恐怖氛围，以及孙贤周、文正熙、全美善等与剧情气质吻合的实力演员加盟，该片得到影迷的热烈追捧，创下525万人次的观影纪录，打破韩国影史惊悚片的票房纪录。影片的艺术探索也得到认可，在韩国三大著名电影奖（大钟奖、青龙奖和百赏艺术大奖）中，获得最佳新人导演、最佳剧本、最佳男女主演等多项提名。
正在国内院线上映的《捉迷藏》，由中国“60后”导演刘杰执导。他以摄影师出道，并因长期拍摄表现基层百姓生活的现实主义风格的艺术片，在业内享有声誉。其代表作品《马背上的法庭》《透析》《碧罗雪山》多次在海内外国际电影节斩获大奖。近年来，刘杰有意向商业类型片发展，《捉迷藏》是其创作的一次大幅度转轨。此番深度实战翻拍惊悚片，他在技术上中规中矩，摄影角度、场面调度等基本原样重来，没有更多创新；在内容层面，只做了与中国现实生活细节靠拢的局部微调；演员选择是最能体现其商业理念的部分。遗憾的是，虽然在这部作品中，导演一定程度折损了一直以来坚守的平民立场，但并不符合类型片“整合文化与反文化冲突”的基本内核；虽然基本做到“形”似，却没能把握住“魂”，而且将原版中隐含的宝贵社会批判变了“味儿”。
既然该片在技术上尽量靠近原版，在内容方面也变化不大，为什么说其变了味道？为什么还要告诫观众警示影片的倾向误区？
的确，以目前国产惊悚片的水准评判，中文版《捉迷藏》带给观众的惊吓和恐惧效果，应算是不错的，其为观众营造的恐怖情绪体验确有可圈可点之处；但惟其如此，影片越是可能流行，其主题倾向更应引起重视，需要批评警示影片在传递恐怖“快感”的同时，可能带来的副作用——对社会底层和弱势群体的冷眼和敌视，以及加深社会阶层之间的矛盾。这也是为什么经过电影审查后，目前公映的影片一定要突兀地在影片开头和结尾加上对“偏执型精神错乱”解释字幕的原因。
由于编导者没能更准确地掌握商业类型电影的原则，在叙事层面上没有处理好影片对观众潜意识的导向，简单地将贫弱、疾病者，作为影片叙事中“丑”与“恶”代言人。鉴于这种情况，从社会管理和传播效果的角度考虑，审查意见才不得不提出通过加字幕“亡羊补牢”。就这部电影而言，这样的审查意见，实在不是什么“阉割”之举，而是包含了立足长远，扶持、培育国产类型片的一番苦心。但即使加上了修补其传播导向失误的字幕，仍然无法从根本上改变翻拍版《捉迷藏》“买椟还珠”的事实。
问题出在影片的本土化上。本土化并非简单地加入本地元素，而应是从本土观众面临的心理困境和心理期待出发，根据本土的文化惯例和观众反应的实际，进行调整创新。翻拍进行本土化创作，努力的方向是增加生活质感，不能为了贴近现实，改变戏剧情境，更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关键性的人物关系。如果那样，翻拍的意义也就不存在了。类型电影本土化的不成功，也是近年来不少翻拍片都存在的一个顽疾。比较《捉迷藏》原版与翻拍版（简称新版）的异同，可以发现影片中那些似乎是为了符合国情的微调，其实带来了影片核心精神的转向：
首先，韩版《捉迷藏》中男主人公的身份是家中养子，新版中改为二胎，男主人公内心的矛盾冲突，以及兄弟二人之间的情感纠葛被极大弱化，与此同时，影片社会批判的力量和深度也几近丢失。生活优越的男主人公原本是来自社会底层的孤儿，正是因为惧怕贫穷和过往家庭之爱的缺乏，才使幼年的他渴望独占养父母的爱，一念之差将哥哥推向绝境，占据了原来属于哥哥的位置，并由此背负沉重的心理负担。他的洁癖，以及种种梦魇，都是难以摆脱的罪恶的外化。事实上，他与疯癫妈妈同属一类，也是一个“鸠占鹊巢”者，只不过他在暗处。原版影片正是通过这一暗一明两个人物、两条线索，对贫富两极分化带来的社会病症提出质疑。
其次，韩版《捉迷藏》中成年男主人公由韩国影视双栖演员孙贤周饰演，新版中选择中国当红的偶像派明星霍建华。孙贤周并非外形出众的演员，他以对平凡小人物的鲜活演绎和居家男人的形象，而被观众所熟知，他的形象更具亲和感和普通中产的意味，可以强化对观众的代入感。在影片中他饰演的咖啡店老板，曾在美国生活并育有一双儿女，妻子的娘家仍在美国。这样的设定，显然是有意为之，既可以直面韩国社会贫富分化的症候；同时，照应韩美关系的特殊国情背景，融入更为复杂的文化阐释空间。通过这样的人物的“个案化”处理，回避了对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直接掠夺与冲突的呈现，以免社会矛盾的激化。反观新版影片，霍建华饰演的男主人公要单薄许多，更“高富帅”。尽管为了出演男主人公张家伟，有意识地通过保留白发不染色、少睡觉产生眼袋和疲乏状态等努力，塑造一位事业有成的平凡中年人，但其外形和明星身份，仍然使观众对片中人物的定位产生偏差。同样出于保护其良好明星形象的缘由，影片对其所饰演人物的批判力度也非常有限。
第三，两片结尾的差异。在韩版《捉迷藏》结尾，男主人公一家搬走、新的住户搬入，镜头一转，以藏在橱柜中的独眼小女孩的眼睛特写作结。这个女孩子曾经亲眼目睹母亲杀人，她不仅毫不怀疑母亲“工作”的合法性，而且在母亲的灌输下，坚定地笃信：抢来的东西属于自己。当男主人公要拿回自己的手机时，她大叫“是我的、我的”的场景，令人难忘。影片结尾，她悄无声息地潜伏在衣橱中，强化了惊悚片带给观众的不寒而栗的惊悚感，同时也隐喻贫富分化带来的社会变态与异化，宛如隐藏的炸弹，不知什么时候就会再次炸裂。新版中，小女孩的偏执形象被弱化，更多以纯真一面示人；结尾则以疯狂的母亲被囚禁，并再次出现对“偏执型精神错乱”的解释字幕，与片头呼应——这样的安排，无论观赏性、艺术性，还是社会批判性，都差了一个档次。
翻拍片可以帮助我们学习借鉴成熟的类型电影经验，但是，从中国本土社会环境和文化心理出发，遵从类型电影内在的心理规则和大众传播原则，创造出整合中国社会“文化与反文化冲突”的、属于我们自己的类型惯例，才是根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