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30年的30人高端访谈
嘉宾：
袁岳：零点研究咨询集团董事长。研究和著述集中于工商管理领域的品牌管理、系统营销体系、内部管理转型、领导力塑造、危机管理、终端管理、营销研究方法论。
谢湘：《环球人物》副总编辑。《环球人物》杂志由人民日报社主管、主办，是国内第一份具有全球视野的人物类期刊。
依托《人民日报》的资源优势，《环球人物》记者遍访全球，追踪报道世界各个领域热点人物。
谢湘：各位网友好，今天很高兴有这个机会和袁岳老师一块来参加这个访谈节目。袁老师您好。话题就从1978年改革开放之初开始，当时您应该是一个高中生？
袁岳：刚刚上高一。
谢湘：那个时候是不是对自己的人生有了一个规划？
改革开放给了每个人可以想像的空间
袁岳：小时候虽然是文化大革命时间，但是还小，觉得文化大革命挺好玩，对一个小孩子来说觉得挺好玩，并不知道这个东西的后果。78年开始，正而八经要考试了，高一的时候，老师说现在恢复高考了，你们一定要考大学，那个时候有上大学的理想，我从小准备上大学，但是我上大学的理想是当作家，我的目标是上复旦大学新闻系。那个时候这些都不错。但是跟现在的小学最重要的不一样，上课的时候有压力，但是下课了以后该玩什么就玩什么，现在的孩子下课了还有那么多作业，我们相比较，还算宽容。如果把那个时候的生活跟现在比，还是有很大的变化。我记得1978年住在我哥哥的企业里，这个企业里只有一台电视机，邻居买的电视机，挺新鲜的，虽然大家都在准备考高考，我经常去看电视。我哥哥说，你要下次再让我弟弟看电视，我跟你急，人家说，你弟弟要来，我能不让他来。但是给我的印象就是，能看到电视，已经很新鲜。
谢湘：后来您上了大学，上了班，又下海，出国留学，继续创业，能不能说这一系列选择后面还是有比较明确的人生方向？
袁岳：最重要的是那个时候开启了一个可能性，改革开放在早期的时候，对每个人来说，都可以有远大理想和远大抱负。我虽然想学新闻，最后没有学成新闻，最后学成法律，因为对法律不太懂，高考作文考得不太好，就选了一个对语文要求不太高的专业，就上了大学，在大学里理想当总理，我虽然学法律，但对哲学课、生物学、地质课，化学课感兴趣，因为你要当总理，就要博览群书，给自己的计划，也积极参加各种学校活动。到了研究生，这个想法就改变了，不做总理了，到机关里干工作，后来就发现机关里等级很森严，要能当一个司局长就不错了，等到机关里呆了五年以后，不想当官了，就下海了。这个过程一方面可以看到改革开放是给了每个人可以想像的空间，可以追求你想做的事，但是另外一方面作为现实的人生，在这中间有机会来明白什么工作是比较适合你的，什么样的东西跟你的天性是比较吻合的，所以你也有机会不断地调整自己，不像以前在机关里呆着就呆着，没有其他地方去，因为我觉得在机关里管得太紧，没有办法，就自己管自己，自己开公司。下海最大的问题，万一得了重病，没钱看病怎么办，除了这个之外，其他都是好处。我自己管自己，改革开放就开启了给大家尝试，重新定位，寻找适合你自己条件的机会，不是一辈子就有一个机会，只能上学校，只能做那个工作。我南京大学读博，西南大学读研究生，北大读哲学，后来去读书。你愿意读书就去，纯粹是自己的意愿。对国家来说，最重要是开启了机会之窗，强调你自己可以努力，只要你努力都有可能，而且跟你的出身没有太大的关系，我自己是普通贫民家庭，没有很多钱，父母是普通的民众，如果你去努力，也可以达到你想要达到的目标。
改革需要有自我否认的精神
谢湘：说到留学，当时你已经创业几年了，肯定是带着一定的预期去留学的。
袁岳：改革开放是不断深化了，在开始的时候，老是说党的政策好，政策让我有机会，后来已经不是这个概念，党的政策是很好，机会也给你了，但是真得给你机会，这才是空间，具体能不能成功，政府不管你，成功是自己要努力的。时常要面临竞争，你也发现要达到不同的阶段，需要做不同的努力，比如说现在在中国的问题，我们做我们的工作，做我们这个行业，很多的国际公司都到中国来工作。另外一方面，中国有很多的企业也在走出去，这个时候如果只是困守在小小的角落里做事情，迟早会被干掉，还有不知道什么方法能够超越眼前的现实。这就必须得不断更新自己的知识。
谢湘：当时走出去是为了更好顺应改革开放。
袁岳：现在基本上每五六年就出去一趟，去年刚刚去了哈佛，去年在耶鲁做的访问学者，对我很有帮助，再过几年还会去另外一个地方。不完全只是国家的改革开放，每个个人都要改革开放，你要不断开放自己，不断地改革自己，哪怕自己前一段做的某些东西蛮成功的，因为我们行业本身是很小的，我们是小池塘，池塘小，王八也小，在这个小池塘里稍微做一点东西，看起来这个王八大一点。但从我内心来讲，这是规模有限的行业，我们做得很有限，尤其跟国际媒体还是有相当大的差距，我需要有自我否认的精神，哪怕前面有一些做法，在同行看来已经做得很不错，但是还要改革，改不仅要改不好的地方，连好的东西也要改掉，好的东西可能对前一个阶段适合，但是到了某个阶段，因为有新的条件，有新的目标，就要用开放的心态学习新的东西，然后你才能创造下一个阶段。
谢湘：否则那些好的东西会制约你的发展。
袁岳：在公司里也一样，公司里很多元老，为什么一说管理，公司的老同事或者元老好像总成为负面的因素，因为新同事没有什么顾忌，知道从头干起，老同志觉得过去就这么干出来的。老觉得自己那点东西是宝贵精神，恰恰是不断地成功，持续地成功，你才有了成功经验，要敢于改革，敢于扬弃。
去国外留学不能和社会脱节
谢湘：说到留学，改革开放这么多年，留学生比以前越来越多，现在留学成了必然的选择，你对我们年轻学生有什么建议？
袁岳：在海外有很多老同学，出去也是一个好事，很早有见识，最大的一个缺陷，你变成对中国也不知道，对外国也不知道的人，要避免形成这样一个情况。因为现在的小同学从小到大都是家长做，中学小学一直在考试，对社会上也不知道什么，最后到了国外，人家以为你是外国人，比如有一次课堂上，有个老师说中国虽然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但是农村还是两个或者三个小孩，但是有个同学说不许你侮辱我们国家的计划生育政策，我们国家就是一个城市，其实他不了解，他不知道农村是这样。人家老师说，你虽然是中国的同学，但你对中国不是很了解。在国外，很多同学就在学校里做做业，玩玩，不跟社区和外面交往，将来到工作的时候，你是在社会上工作。你留学的话，加上实习，社区中间的参与，你要了解社会，不仅是知道那点书本知识，不管任何地方的课堂知识都是很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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