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中国国务院委托，国资委主任王勇24日向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关于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工作情况的报告》时指出，中国国企改革仍处于过程之中，还面临体制、机制、结构和历史等方面的诸多难题。

在20世纪末中国国企最为困难的时期，全国约有2/3国企处于亏损状态。在时任中国国务院总理朱镕基的大力推动下，国企进行了改革脱困“三年攻坚”。从1998年至今，中国已有5010户国有大中型企业和资源枯竭的矿山有序退出了市场，并完成了从中小企业层面和一般生产加工行业退出，使国企的战线大大收缩、布局结构得以优化。

据统计，在中国的39个工业行业中，有18个行业国企总产值占比已低于10%，而上榜《财富》世界500强的中国国企则从2003年的6家增至今年的54家，呈现出迅速壮大的发展态势。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王一鸣指出，国企改革是为了更好地与市场经济体制兼容，但因历史沿革、体制机制和认识不足等诸多原因，还有很多难题有待破解。

以国企的企业制度为例，目前中国90%以上的国企已完成公司制股份制改革，由中央部门管理的央企的公司制股份制改制面也由2003年的30.4%提高到2011年的72%。但王勇坦言，国企改革与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还有相当差距。

比如一些由地方政府管理的国企和50家央企进行了规范董事会试点，但目前对董事会的考核和外部董事的选拔、任用和评价机制还不完善，国资监管机构、董事会和经营管理层之间的关系还需要进一步理顺。

同时，国企经营者的行政化管理色彩依然存在，市场化选人用人和激励约束机制还没有形成，一些国企存在重发展轻改革、重速度轻效益的倾向，对突破改革重点难点问题有畏难情绪，重点领域改革进展相对迟缓。

王勇指出，国有企业目前大多仍分布在传统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比重比较低。一些行业产业集中度较低，资源配置效率不高，核心竞争能力不强，重复建设、恶性竞争、资源浪费、环境污染等问题还没有很好解决。

同时，与国际先进企业相比，国企研发投入强度还比较低，不少核心关键技术仍受制于人;国企跨国经营指数远低于国际水平，缺乏与国际化经营相适应的高素质人才队伍，一些企业境外经营风险意识不强，境外重大经营风险和资产损失时有发生。

与外企和民企不同，中国的国企还面临着历史遗留的社会负担问题。许多国企仍有自己的学校、医院甚至派出所，这被称为“企业办社会”;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职工进入国企工作后，企业就负责职工工资、看病、养老等。

王勇介绍说，目前中央企业还有医院、学校和管理的社区等办社会职能机构8000多个，对这些机构的费用补贴每年多达几百亿元;中央企业现有离退休人员523.6万人，还有困难职工等100多万人，企业为此需要承担大量管理和其他负担;厂办大集体改革难度加大，解决国有企业厂办大集体问题需要付出很大改革成本。

“我们在改革过程中已经剥离了大部分企业的社会职能，但各种长期积累的离退休人员管理、困难群体帮扶等负担还是很重的。”中国企业研究院首席研究员李锦说，“这些问题不解决，国企就难以‘轻装上阵’、公平参与市场竞争;若为企业卸掉这些‘包袱’，又需要支付非常大的改革成本，拖得越久改革成本还会越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