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中国国务院委托,国资委主任王勇24日向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关于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工作情况的报告》时指出,中国国企改革仍处于过程之中,还面临体制、机制、结构和历史等方面的诸多难题。
在20世纪末中国国企最为困难的时期,全国约有2/3国企处于亏损状态。在时任中国国务院总理朱镕基的大力推动下,国企进行了改革脱困“三年攻坚”。从1998年至今,中国已有5010户国有大中型企业和资源枯竭的矿山有序退出了市场,并完成了从中小企业层面和一般生产加工行业退出,使国企的战线大大收缩、布局结构得以优化。
据统计,在中国的39个工业行业中,有18个行业国企总产值占比已低于10%,而上榜《财富》世界500强的中国国企则从2003年的6家增至今年的54家,呈现出迅速壮大的发展态势。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王一鸣指出,国企改革是为了更好地与市场经济体制兼容,但因历史沿革、体制机制和认识不足等诸多原因,还有很多难题有待破解。
以国企的企业制度为例,目前中国90%以上的国企已完成公司制股份制改革,由中央部门管理的央企的公司制股份制改制面也由2003年的30.4%提高到2011年的72%。但王勇坦言,国企改革与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还有相当差距。
比如一些由地方政府管理的国企和50家央企进行了规范董事会试点,但目前对董事会的考核和外部董事的选拔、任用和评价机制还不完善,国资监管机构、董事会和经营管理层之间的关系还需要进一步理顺。
同时,国企经营者的行政化管理色彩依然存在,市场化选人用人和激励约束机制还没有形成,一些国企存在重发展轻改革、重速度轻效益的倾向,对突破改革重点难点问题有畏难情绪,重点领域改革进展相对迟缓。
王勇指出,国有企业目前大多仍分布在传统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比重比较低。一些行业产业集中度较低,资源配置效率不高,核心竞争能力不强,重复建设、恶性竞争、资源浪费、环境污染等问题还没有很好解决。
同时,与国际先进企业相比,国企研发投入强度还比较低,不少核心关键技术仍受制于人;国企跨国经营指数远低于国际水平,缺乏与国际化经营相适应的高素质人才队伍,一些企业境外经营风险意识不强,境外重大经营风险和资产损失时有发生。
与外企和民企不同,中国的国企还面临着历史遗留的社会负担问题。许多国企仍有自己的学校、医院甚至派出所,这被称为“企业办社会”;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职工进入国企工作后,企业就负责职工工资、看病、养老等。
王勇介绍说,目前中央企业还有医院、学校和管理的社区等办社会职能机构8000多个,对这些机构的费用补贴每年多达几百亿元;中央企业现有离退休人员523.6万人,还有困难职工等100多万人,企业为此需要承担大量管理和其他负担;厂办大集体改革难度加大,解决国有企业厂办大集体问题需要付出很大改革成本。
“我们在改革过程中已经剥离了大部分企业的社会职能,但各种长期积累的离退休人员管理、困难群体帮扶等负担还是很重的。”中国企业研究院首席研究员李锦说,“这些问题不解决,国企就难以‘轻装上阵’、公平参与市场竞争;若为企业卸掉这些‘包袱’,又需要支付非常大的改革成本,拖得越久改革成本还会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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