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北京市“十三五”时期卫生计生事业发展规划》10月27日发布，《规划》提出，2020年全市成立不少于50个医联体，实现辖区居民医联体服务全覆盖；医联体内三级大医院预留30%号源用于社区预约转诊；基层诊疗人次占全市总诊疗人次比例不低于65%。《规划》旨在构筑医联体、分级诊疗的医疗模式。

京华时报发表连海平的观点：就各地的分级诊疗实践来看，真正达到制度设计初衷，让患者满意的案例还不多。问题集中于：分级诊疗主要出于行政推动而非市场选择，且医院之间存在利益竞争，因此双方积极性都不高；多数基层医院先天不足，人才、设备、药物等难以满足分级诊疗之需；患者无论大病小病都往大医院跑，不愿到基层医院的就医观念一时难以改变。就拿药物供应来说，基层医院用药品种受限，一些患者不得不返回大医院开药，如此折腾难免挫伤患者参与分级诊疗的积极性。提升大医院、基层医院、患者参与分级诊疗的积极性，避免医改“剃头挑子一头热”，可以先从医联体入手，理顺医联体内部利益分配，以实现共赢为目标导向，建立利益共同分享、责任共同分担、事业共同发展、技术共同提高、居民共同参与的紧密型医联体，而不是全靠行政命令；之后再搞强基固本，加大对基层医院的财政投入，不断提升基层医院的医疗保障水平，用实力赢得患者信任，这才是可行之道。“用户体验”好的话，基层医院不怕留不住患者。

小蒋随想：很多患者看病不是成心要去大医院“凑热闹”，大医院之所以人满为患，很重要的原因是，基层医院诊疗技术有限、药品种类不全。比如，前不久我的眼睛痒痒，先去了离家较近的一家基层医院，该院眼科当天只有普通号，只有一名年轻医生坐诊。她看了我的眼睛后觉得没啥问题，给我开了一支含中药成分的眼药水。至于我的眼睛为何痒，她说不清，只说“少看手机与电脑”。我点了几天眼药水，眼睛痒痒没有好转，只得又去一家三甲医院，只挂到普通号，候诊俩小时，看病两分钟，最后大夫诊断我是眼睛过敏。虽然在大医院的瞧病过程挺难耐，但用过其开的两种药，几天后我的眼睛好了。另外，我还会不时服用某种药，虽然每瓶价格只有十几元，但我家附近的社区医院与另一家基层医院都没有这种药，只能去大医院开。我想，与我有类似经历的患者恐怕不少，上大医院看病纯属无奈。而且，北京有19家三甲医院可凭医保卡实时结算，基层医院则要填写为“定点医院”才能报销，这给本就软硬件相对薄弱的基层医院更添局限性。分级诊疗的核心是，小病在社区看，大病上大医院。倘若小病或仅是开药在社区与基层医院都搞不定，有关方面理当思索。

消费者与滑头商家较真儿是依法维权

背景：广西南宁的谢先生看到超市销售的旺旺雪饼包装袋正面显著位置用较大字体标着“天天吃旺旺运气会旺哦”，便买了一袋。吃了雪饼并没转运，谢先生写了封实名投诉举报函寄给三个相关部门。不料，谢先生在某微信群看到了他寄给南宁市江南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举报函，落款处姓名、电话等信息一并公开。

新京报发表屈正州的观点：从《食品安全法》《广告法》等相关法律看，谢先生所表达的诉求于法有据，具有规范商品营销的积极意义，有何可嘲笑的呢？在这方面，有一个堪称范本的典型案例——“红牛给你双翅膀”，曾广为人知。但在前年，纽约一位消费者将红牛公司告到法院，称自己在过去10年中连续饮用红牛，但“并未长出翅膀”。不仅如此，红牛还在加州遭遇两场集体诉讼。最终，红牛与该消费者达成和解，赔偿1300万美元。外国消费者的较真儿劲头，是否也应予以国内厂家相关的启示？对谢先生的举报，有关部门要么不予受理，要么杳无音讯，更为恶劣的是，谢先生的个人信息竟也被泄露，这又何止是谢先生个人的悲哀？唯有按照《食品药品投诉举报管理办法》的规定，严肃追究泄露举报人信息者的责任，才能维护举报人的利益，保护其维护健康、有序市场秩序的积极性，进而唤起更多消费者为营造一个公正的消费环境而努力。

小蒋随想：起个吉祥名，讨个好彩头，本来无伤大雅，但这种事不能做过头。尤其在产品广告宣传上，不能吹嘘“买了我的东西，就一定能怎样”。说到底，这已超出“广告创意”范畴，而是属于对消费者的合同性承诺。如果商家的承诺不能兑现，消费者自然不满并有权投诉。此时，如果商家声称“广告词是闹着玩”，究竟是耍赖，还是把消费者当二百五？很多时候，是消费者太宽容，使一些滑头商家得寸进尺。而且，一些消费者自己不懂得维护应有权益，对其他消费者与商家较真儿，还采取嘲弄的态度，是不是冒傻气？作为监管部门，理当维护消费者权益，为消费者举报尽调查之责，有责任和义务纠正、处罚商家的不当行为。可就本例而言，有关部门不理谢先生的举报也就算了，举报函还被泄露，与其说这是“工作失误”，倒不如说是一种蕴含恶意的渎职。这件事不该被视为“笑料”，而应进行调查。

小蒋的话：大家好，我是小蒋。国事，家事，天下事，天天都有新鲜事。你评，我评，众人评，百花齐放任君看。观点各有不同，角度各有侧重，只要我们尊重 客观、理性公正。